与家人一起的旅行

拖延症又一次战胜了自律：我现在在香港机场的登机口补写上个星期在北京的经历。

从贝加尔湖返回北京后，我和妈妈、外婆在北京又呆了三天，主要是陪外婆故地重游，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们。坐在从机场去AirBnB的出租车上，外婆看着窗外早已无法辨认的街景，回忆的思绪慢慢展开。1955年从重庆大学机电工程专业毕业，外婆和外公（当时还是男朋友）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航空规划设计院，负责军用航空方面的设计，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广安门外，几个月后迁到了德胜门外的铁狮子坟——北京师范大学的对面（算我半个母校吧）。据外婆讲，当年和她一起去的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毕业生，大家都是年轻人，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办公室里还有来自苏联的一位名叫比尔金娜的专家——“当年她都35岁了，但还没有结婚，也不喜欢跳舞，业余时间就喜欢看书，反正是一个很不典型的苏联人。”周末时，外婆就和同事们一起逛北京城，前门、大栅栏、天安门、故宫、王府井、西单、景山、北海，都是他们闲时常去的地方。偶尔大家也会一起下馆子吃饭，特别是他们几个来自四川的老乡，时不时就会去研究院附近的一家四川饭店解解馋。一号线刚修好的时候，年轻的外婆和外公常常从西单坐到当时的终点站石景山，出站逛一圈后，再原路坐回来，“我们哪里见过地铁嘛，都觉得很新鲜，纯粹是为了坐地铁而坐地铁，哈哈……”

除了外婆和她的同事们，当时在北京的还有一位她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一位姓刘的奶奶。刘奶奶的照片我从小就见过，完全就是电影明星的模子。刘奶奶在北京林业大学读书，由于身体不好，休学了一年，所以外婆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刘奶奶仍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个刘奶奶呀，什么都好，就是当时太为爱情疯狂了！”刘奶奶已经去世两年多了，但外婆现在谈起当时她的事情，还是很激动。“她从中学时就喜欢上了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那个男生有什么好啊，要长相没长相，要才华没才华，要人品没人品，我给她说了多少年了，她也都清楚，却一直说‘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啊’。后来这个男生去了山西读书，刘在北京，两个人就异地恋了很久。我来了北京以后，和她好说歹说，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和他分手，于是坐火车去山西和他当面说清楚。没想到啊没想到，等她回来时，不但没分手，竟然……竟然怀孕了！“外婆越讲越气，我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种事在60多年前就有了啊——可见人始终是欲望的奴隶（当然这话我没说出来）。”那后来怎么办呢？她不是还在上学吗？“我急忙问道。”对啊！所以她就来找我想办法，因为我工作了，她就托我联系医院，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帮她找到了医院，去把孩子打掉了。不过他们最后还是结婚了，去了天津。但是婚姻生活很不幸，这个男的就如我所料，婚后就显现出了本来面目。刘奶奶也后悔了，最后几十年他们都一直分居，几乎连话都不说。“ 想到这个已经辞世的儿时玩伴和一生的挚友，外婆唏嘘不已。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妈妈陪外婆去了铁狮子坟的航空设计院家属院——她的老同事们大多还住在这个名为”延安大院“的老地方，当然，院子里的平房早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改造成了六层楼房。除了外婆，这次小小的聚会共有五位老同事到场，其中有两对夫妻——就像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一样，与人们的想象不同，50年代在城里工作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恋爱，往往不是同学就是同事，由父母安排婚姻的极少，所以跨地域的结合就非常普遍。我自己家是四川/重庆和山西/辽宁的组合，而这两对老夫妻分别是山东/湖南和山东/上海的结合，不过，因为老爷爷老奶奶们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多年，除了那位上海的老奶奶，我已经很难从其他人口中听到他们家乡的口音了。外婆的这五位老同事，最年长的已经88岁了，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已经不太能和大家正常交流，最年轻的也有79岁，当年是设计院里的描图员，负责抄写和绘制设计图纸。他们回忆趣事囧事，聊着自己的孩子和孙辈，扯着家常，毫不见外地开着彼此的玩笑，感叹时光的飞逝。说得最多的，还是当年设计院里的一位位同事。

“那个三组的谁谁谁还在吗？”
“哪个？”
“就是那个坐在办公室最中间的。”
“噢，他啊！他去年冬天走了。”
“噢……那二组的那个描图员呢？”
“她早走了！比她老公还走得早！”
“岁月不等人啊，我那天想了想，我们办公室啊，好像现在没走的就剩你和我了！”
“啊？那个谁也走了吗？她比我们小好几岁呢吧？”
“走了！走前两年我们还见了次面，她来了趟北京，我们去隔壁饭馆吃了顿饭。”
……

第二天晚上，我与本科寝室的好姐妹们在小酒馆聚餐，不免也回忆十年前的大学生活，交换彼此关于大学同窗的信息。

“那个隔壁寝室的谁谁谁结婚了吗？”
“结了啊！好像都快生孩子了。”
“这么快啊！那二班的那对情侣呢？”
“孩子都快两岁了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大家怎么进入到人生下一阶段了！”
“我想了想，我们学院女生寝室里，像我们这样的（不婚不育不着急）应该没有了。”
“哈哈哈……”

漫漫人生啊，抵不过时光飞驰。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