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 July 2018
  • Day12

    北京的两场聚会

    July 7, 2018 in China ⋅ ⛅ 26 °C

    拖延症又一次战胜了自律:我现在在香港机场的登机口补写上个星期在北京的经历。

    从贝加尔湖返回北京后,我和妈妈、外婆在北京又呆了三天,主要是陪外婆故地重游,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们。坐在从机场去AirBnB的出租车上,外婆看着窗外早已无法辨认的街景,回忆的思绪慢慢展开。1955年从重庆大学机电工程专业毕业,外婆和外公(当时还是男朋友)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航空规划设计院,负责军用航空方面的设计,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广安门外,几个月后迁到了德胜门外的铁狮子坟——北京师范大学的对面(算我半个母校吧)。据外婆讲,当年和她一起去的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毕业生,大家都是年轻人,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办公室里还有来自苏联的一位名叫比尔金娜的专家——“当年她都35岁了,但还没有结婚,也不喜欢跳舞,业余时间就喜欢看书,反正是一个很不典型的苏联人。”周末时,外婆就和同事们一起逛北京城,前门、大栅栏、天安门、故宫、王府井、西单、景山、北海,都是他们闲时常去的地方。偶尔大家也会一起下馆子吃饭,特别是他们几个来自四川的老乡,时不时就会去研究院附近的一家四川饭店解解馋。一号线刚修好的时候,年轻的外婆和外公常常从西单坐到当时的终点站石景山,出站逛一圈后,再原路坐回来,“我们哪里见过地铁嘛,都觉得很新鲜,纯粹是为了坐地铁而坐地铁,哈哈……”

    除了外婆和她的同事们,当时在北京的还有一位她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一位姓刘的奶奶。刘奶奶的照片我从小就见过,完全就是电影明星的模子。刘奶奶在北京林业大学读书,由于身体不好,休学了一年,所以外婆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刘奶奶仍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个刘奶奶呀,什么都好,就是当时太为爱情疯狂了!”刘奶奶已经去世两年多了,但外婆现在谈起当时她的事情,还是很激动。“她从中学时就喜欢上了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那个男生有什么好啊,要长相没长相,要才华没才华,要人品没人品,我给她说了多少年了,她也都清楚,却一直说‘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啊’。后来这个男生去了山西读书,刘在北京,两个人就异地恋了很久。我来了北京以后,和她好说歹说,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和他分手,于是坐火车去山西和他当面说清楚。没想到啊没想到,等她回来时,不但没分手,竟然……竟然怀孕了!“外婆越讲越气,我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种事在60多年前就有了啊——可见人始终是欲望的奴隶(当然这话我没说出来)。”那后来怎么办呢?她不是还在上学吗?“我急忙问道。”对啊!所以她就来找我想办法,因为我工作了,她就托我联系医院,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帮她找到了医院,去把孩子打掉了。不过他们最后还是结婚了,去了天津。但是婚姻生活很不幸,这个男的就如我所料,婚后就显现出了本来面目。刘奶奶也后悔了,最后几十年他们都一直分居,几乎连话都不说。“ 想到这个已经辞世的儿时玩伴和一生的挚友,外婆唏嘘不已。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妈妈陪外婆去了铁狮子坟的航空设计院家属院——她的老同事们大多还住在这个名为”延安大院“的老地方,当然,院子里的平房早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改造成了六层楼房。除了外婆,这次小小的聚会共有五位老同事到场,其中有两对夫妻——就像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一样,与人们的想象不同,50年代在城里工作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恋爱,往往不是同学就是同事,由父母安排婚姻的极少,所以跨地域的结合就非常普遍。我自己家是四川/重庆和山西/辽宁的组合,而这两对老夫妻分别是山东/湖南和山东/上海的结合,不过,因为老爷爷老奶奶们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多年,除了那位上海的老奶奶,我已经很难从其他人口中听到他们家乡的口音了。外婆的这五位老同事,最年长的已经88岁了,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已经不太能和大家正常交流,最年轻的也有79岁,当年是设计院里的描图员,负责抄写和绘制设计图纸。他们回忆趣事囧事,聊着自己的孩子和孙辈,扯着家常,毫不见外地开着彼此的玩笑,感叹时光的飞逝。说得最多的,还是当年设计院里的一位位同事。

    “那个三组的谁谁谁还在吗?”
    “哪个?”
    “就是那个坐在办公室最中间的。”
    “噢,他啊!他去年冬天走了。”
    “噢……那二组的那个描图员呢?”
    “她早走了!比她老公还走得早!”
    “岁月不等人啊,我那天想了想,我们办公室啊,好像现在没走的就剩你和我了!”
    “啊?那个谁也走了吗?她比我们小好几岁呢吧?”
    “走了!走前两年我们还见了次面,她来了趟北京,我们去隔壁饭馆吃了顿饭。”
    ……

    第二天晚上,我与本科寝室的好姐妹们在小酒馆聚餐,不免也回忆十年前的大学生活,交换彼此关于大学同窗的信息。

    “那个隔壁寝室的谁谁谁结婚了吗?”
    “结了啊!好像都快生孩子了。”
    “这么快啊!那二班的那对情侣呢?”
    “孩子都快两岁了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大家怎么进入到人生下一阶段了!”
    “我想了想,我们学院女生寝室里,像我们这样的(不婚不育不着急)应该没有了。”
    “哈哈哈……”

    漫漫人生啊,抵不过时光飞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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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8

    在旅行中(重新)认识家人

    July 3, 2018 in Russia ⋅ ⛅ 20 °C

    今天是我们贝加尔湖之行的最后一天,所以又要从奥利洪岛赶回伊尔库茨克,方便明天坐飞机回国。这次有了之前的教训,我们请Sergei帮忙安排包车,刚好他的朋友在岛上,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便坐上了相对平稳舒适的小骄车。不知道西伯利亚的乡村公路是不是没有限速,司机全程几乎是以120+公里的时速行驶的,而且不停地借道超车、弯道超车、飞速绕过正在过马路的牛群、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等等……坐在副驾驶的我本来很想借此机会好好补一觉,可无奈路途太过惊险,实在是让我难以入睡,心惊胆战地度过了四个多小时。不过,坐在后排的爸妈和外婆,倒是怡然自得,不是安心地闭目养神,就是拿着手机拍照录像,丝毫没有觉得这辆超速飞驰的汽车有任何可能的危险。

    上一次与父母一起旅行,已经是九年前在青海湖了(上上次更是近20年前的宁夏沙湖——咦,为什么每次都是湖?!)虽说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很近,但是自从离开家上大学以后,这十一年来总是聚少离多,一起生活的时间都是以周甚至以天来计算。不知不觉地,我与家人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越来越多(倒不是越来越大),而这些只有在朝夕相处的旅行中才格外地突显出来。比如说,家人习惯晚饭吃得很少甚至不吃,而我总想晚上吃大餐;他们喜欢早起,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他们买东西喜欢货比三家,而我是看准了就买从不多想……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可以相互理解,不过偶尔也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然,是事后才觉得是鸡毛蒜皮)而彼此置气。可以说,这是一次让我重新认识父母、了解外婆的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到了他们身上很多我以前不曾留意的地方。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一直是一个低调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非常安于现状,用我妈的话讲就是“吃饱了不饿”的心态,说得再负面一些就是“没有进取心”和“不求上进”。不过在这次旅途中,我发现爸爸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勇于探索、心态非常开放的人。在岛上的三天里,他不停地让我问Sergei各种各样关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奥利洪岛的问题,从农林牧渔到电力运输、从汽车进口到土地政策、从地质水文到一日三餐……他把看到的想到的都问了个遍,得到答案后他还会和自己所熟悉的中国情况进行对比,然后分析利弊给我们听。我心里暗暗想:不错,已经上升到higher order thinking了……刚到岛上的时候,他在既没有手机信号,又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竟然连声招呼也不打,就一个人“擅自脱团”跑出去乱转,说他要看看街景、自由地感受当地风情,让我们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与爸爸相反,妈妈在工作时完全是疯狂的状态,认真忘我的程度总让人想问:“你值得吗?”前两年工作不忙了以后,她开始疯狂地学琴、学英语、背诗,而且总是以一种要备战高考一样的心态去学习,好几次搞到心力交瘁,累到住进了医院才罢休。可有意思的是,到了出来旅行的时候,妈妈却是一个不太喜欢冒险和主动尝试新事物的人。吃饭时点了从来没尝过的菜肴,她总是皱着眉头不愿下口;在岛上游玩拍照,她竟然不敢爬上一个连外婆都敢上的石头。当然,她还是很喜欢欣赏新的文化与现象的,只是她不会像爸爸一样去思考分析评论(“什么分析评论,那是信口开河”——我妈说)

    外婆一直都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也非常要强。重庆大学毕业的她曾经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在那个女性50岁必须退休的年代里一直工作到了60岁。退休生活基本上是围绕着我刚刚去世的外公而展开的——三十多年前的一场意外让我的外公常年瘫痪在床,起居生活都需要人料理伺候。去年查出癌症以后,我们一家人都为她唏嘘不已,可外婆依然像没事人一样,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练习书法、背诗、写日记。这次出来玩,她也继续保持着“时髦老太太”的形象,一路上拿着手机拍拍拍,在微信上给老同学们分享旅行见闻,主动用英语去和其他国家的游客打招呼,每晚都会和我一样把当天的感受写进日记(她总是当日事当日毕,而我却总是在赶前一天的进度……真令人惭愧)

    总之,与家人一起旅行虽没有自己一个人来得潇洒自在,但在这段日子里,我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的烦恼,他们也不用操心生活的琐碎,不失为一种难得而美好的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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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6

    奥利洪岛北线游

    July 1, 2018 in Russia ⋅ ⛅ 10 °C

    昨天从伊尔库茨克坐车来到了位于贝加尔湖中部的奥利洪岛。因为与酒店沟通上的问题,原本以为只有我们四人的包车,其实是一辆挤了二十个人的中型巴士,虽然一下省了8000卢布,不过一连颠簸摇晃了六个小时,搞得妈妈和外婆都很疲惫。

    我们在岛上的住宿是一家类似民宿的住家旅馆,一家六口、一只猫和一只狗都住在我们楼下。男主人Sergei也是我们这两天游玩的司机兼导游,说起来他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父母都是俄罗斯人,不过年经时在东德工作,Sergei的童年便也在德国度过。回到苏联读完大学后,他又去了英国进行商业分析的工作。几年之后,他决定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规划未来的人生轨迹,于是辞职去法国读了一个宗教学硕士,又在希腊游历了很久,最后和在法国遇到的妻子一起,来到了贝加尔湖上这座只有一千多人的小岛上,过上了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Sergei一家在岛上已经住了十三年了,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教徒,平时除了帮教堂做事、经营家庭旅馆以外,还给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或是没钱旅行的学生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当然,人们住在他这里,也要适当地帮他或教堂做些工作,比如看管动物、搭建房屋等等)。他带我参观了房后他家的“领地”,看到了借住在他家的失业者、学生、背包客们,他们有的住在破旧的小木屋里,有的干脆就住在临时搭的帐篷里,虽然听起来很寒碜,可是看上去都很乐在其中。Sergei还告诉我,他的大儿子已经成年了,之前像许多年经人一样,离开小岛去了伊尔库茨克工作,可没过多久就又回到了岛上,说自己宁可少赚些钱,也一定要过宁静的生活。在听说我是中文老师后,Sergei很兴奋,说他一直希望岛上的学校可以开中文课,联系了很久却请不来中文老师(看来我应该认真继续学习俄语,哪天也想要归园田居了可以考虑一下这里)。毕竟苏联解体后,国家不再对奥岛进行农业补助,又因为维护生态而禁止捕鱼,因此旅游业便成了岛上的主要产业,近些年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Sergei觉得岛上的孩子如果不学中文,将来会错过很多机会。只可惜现在学校放假了,不然他还可以带我去参观学校。

    白天,Sergei带我们探索了奥利洪岛的北部,当他开着旧旧的皮卡车穿过村子时,时不时把身子探出窗外和村民问好拥抱,一路下来,几乎全村的人都认识他。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部老电影之中,乡村生活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路上的大美风景自不必说:昨日刚下了雨,湖面上雾气笼罩,云烟浩淼。登高远望,对岸的群山若隐若现,好似仙境,茂密的松林和广袤的草甸在天青与湖蓝之间嵌入了一抹翠色,显得生机勃勃。更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岛上的道路。由于人口不多,交通不便,奥利洪岛至今没有铺路,所谓的“路”其实就是车轮压出来的车辙(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村子附近的地方还好,因为车辆较多,路面已经被压得十分平整结实,虽然依然颠簸,但至少不会左摇右晃。Sergei开玩笑说:这样的路是我们岛上的高速公路!果不其然,离开村庄不久后,汽车驶入了国家公园,在布满了岩石的树林和山丘上,一会儿攀爬陡坡,一会儿又俯冲直下,简直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刺激。我们在汽车里随着路的起伏时而“啊”,时而“哦”,Sergei一边笑一边对我们说,“Welcome to Russia! It's where the road ends!"Read more

  • Day4

    回到伊尔库茨克

    June 29, 2018 in Russia ⋅ ☀️ 28 °C

    利斯特维扬卡小镇上有很多布里亚特人——蒙古人的一个分支,就连我们住的酒店都叫作Baikal Khan。因为是东北亚人的长相,不太了解状况的家人好几次以为来接我们的司机或餐厅的老板是中国人,直接和他们讲起了中文,结果当然是搞得对方一头雾水。

    中午在回伊尔库茨克的路上去了一家当地的布里亚特餐馆,两个简易的蒙古包在湖边非常显眼,餐馆内的装修和服务也极其平民化:菜单要自己去取、吃完饭后要自己打扫收拾餐桌,不过菜品真的非常有特色。我们吃到了被称为蒙古包子的буузы(发音和“包子”一样)、做法和口味与馅饼一样的шарбин(读音也与“馅饼”非常相似),这几天一直在吃俄餐的家人吃得十分合口味。有了前一天的经验,现在的我已经可以“自如”地用俄语点餐了——数字+菜名而已嘛,说实话,我觉得比有时候在墨尔本吃饭还要简单,因为碰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发音,只能非常尴尬地用this one来代替,而在这里却至少可以念出菜名来。转念一想,不由觉得中文点菜才是最高级别的挑战,不仅要读出一个个汉字,而且菜品的名字往往也与真正的菜毫无关系——即便能读出“蚂蚁上树”、“狮子头”来,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鬼……

    与家人一起旅行的一大好/坏处是,每天的行程都非常宽松,因为要照顾到80多岁的外婆和身体不太好的妈妈,我也不敢计划去太多的地方,或是安排需要走很多路的景点。这样虽然相对轻松,可是心里总觉得没有完全体验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不过反过来想想,家人的陪伴,也应该是旅行的一部分才对。今天午饭后回到伊尔库茨克后,我们只去了一处景点——喀山圣母大教堂。这座西伯利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东正教教堂建于100多年前,至今仍是一个实用性大于参观性的宗教场所(应该说伊尔库茨克的所有教堂都仍是宗教作用远大于旅游作用,毕竟这里不是什么出名的旅游城市)。虽然有着类似童话城堡一样的造型和配色,但教堂的周围非常接地气——破破烂烂的施工工地、又旧又脏的汽车修理工厂、衣衫褴褛的乞丐、横冲直撞的电车和汽车……总之,当这座鲜艳的教堂从一片灰蒙蒙的背景中跃入我们眼帘时,一切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教堂内正在进行某项宗教仪式,信众虽然不多,但大家都在虔诚地祷告,特别是好几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也安静地随着神职人员一起,反反复复地在胸前划着十字架。我对宗教仪式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教堂里的壁画和装饰却十分吸引我,就像参观佛教场所时一样,让我感兴趣的往往不是僧人们口中形而上的教义,而是形而下的建筑、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等等,怎么说呢,比起宗教本身的纯粹,我更迷恋于世俗世界的美,因为它真实、繁杂、丰富、也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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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3

    贝加尔湖小火车

    June 28, 2018 in Russia ⋅ ☀️ 20 °C

    好久没有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了,早上七点半赶到伊尔库茨克的火车站去搭乘早已订好的贝加尔湖沿湖火车,整个站前广场都站满了同线路的游客,熙熙攘攘,一片混乱。车站的布局也和中国很像,门口都有安检,不过安检人员似乎完全不在乎机器响没响,都在愉快地互相聊天。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开车时间和我票上的不一样,找了好几个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屏幕上的发车时间都是莫斯科时间,整整差了五个小时……

    火车行驶的路线是西伯利亚铁路网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这段恰好是紧贴着贝加尔湖的最西北端,所以慢慢地也就成了旅游观光路线,每年夏季都会增加专列,天天发车。车上的乘客大部分都是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我猜多半都是从遥远的西部城市来体验广袤的西伯利亚风情来的,剩下的乘客便是东亚的邻居们,有韩国的、台湾的、中国的等等。可能因为这趟列车的服务对象大部分是本国人,因此不论是行驶途中的讲解,还是分发的地图简介 ,或是工作人员,通通都只用俄语。好在欣赏美景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背景知识,因此我们倒也自得其乐。

    说实话,虽然火车每过两个小时会停40多分钟让乘客下去休息拍照,但将近十个小时的车程还是有点让人体力+审美疲劳。火车的颠簸加上太阳的烘烤,整个下午我们都左摇右摆、昏昏欲睡。下午五点,终于停在了贝加尔港站。这个小小的港口位于贝加尔湖和安加拉河的交汇处,我们又等了一个小时后,坐上了开往河对岸的渡轮,来到了今晚住宿的小镇——利斯特维扬卡。

    庆幸自己之前学了俄语的西里尔字母,虽然不认识几个单词,但至少可以拼读出大部分标识。今天下了船后与酒店电话联系接我们,由于对方搞不清我们的具体位置,对话陷入了僵局,这时对方突然问我旁边是不是有一家酒店叫Alaniya,我抬头搜索,果然看到有一家写着Алания的楼,于是司机顺利地找到了我们。有了这次的经验后,晚上吃饭时,我就更大胆地去了一家没有英文招牌的小店,借助Google Translate和我仅有的俄语数字词汇,成功地点了一家人的晚饭,而且还从墙上写的Таджикистан字样中了解到这是一家塔吉克斯坦人开的餐厅——就说怎么吃起来很像新疆菜。

    吃了晚饭后走在湖边,很容易产生在海边度假的错觉,三三两两躺在“湖滩”上晒太阳的人、停靠游艇的小码头、夕阳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游客……难怪贝加尔湖在古代的中国被叫做“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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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2

    在伊尔库茨克想到的

    June 27, 2018 in Russia ⋅ ☀️ 28 °C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西伯利亚里的“西”是一个方向词,所以脑海里总觉得世界上还应该有一片土地叫做东伯利亚才对。后来学了地理,发现西伯利亚原来就在俄罗斯的东边,于是才意识到自己的逻辑不太说得通。再继续学习,才知道“西伯”很有可能是“鲜卑”的转音,顿时一个总是与蒙古-西伯利亚冷高压气旋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就很冷的词,一下子就充满了沧桑与厚重。“匈奴、鲜卑、羯、氐、羌”,历史上曾经的“五胡乱华”,在正统的华夏史观中一向被认为是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侵略,来自草原和西部的游牧民族进攻中原,迫使生活在北方的汉人大批南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南北方文化的变迁。据说2017年起,中国的中学教材里将带有歧视性的历史词汇“五胡乱华”改为了“少数民族南下(内迁)”,没想到却在网上引起了很多大汉族主义者们的抗议,认为这是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其实要我说,这些动不动就群情激愤的汉族中心主义者们,不妨去花几百块钱做一个DNA检测,看看自己的祖先究竟是不是纯种的汉族人再说吧。当然,我觉得历史课本也没有必要为了“减少民族矛盾”而刻意删掉一个历史词汇,其实完全可以批判性地去看待这个历史名词,更可以以此为机,让学生去反思汉族中心主义史观的局限性——当然,在现实的课堂环境下,我的想法完全是在做梦……

    扯远了,中午飞机降落在西伯利亚南端靠近蒙古的伊尔库茨克,又小又破的机场让我以为通关的速度会很快,没想到我远远高估了战斗民族的边防效率。排在过关通道的全是我们飞机的乘客,一共也就100多个人而已,七八个窗口同时工作,却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才顺利入境。递交护照后,边防警察慢条斯理地对比照片、查看签证、扫描护照、输入信息、检查信息、改正信息、再检查信息、打印入境单、在护照上找出满意的一页、盖章……我看着面前的阿姨,脑海里不禁想到我曾玩过的一款名为Papers, please的游戏,就是以边防官的角色,不停地检查入境申请人的各种材料,并要从中发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然后捉住他们。我承认,我玩游戏的时候效率也不太高,不过因为游戏里的奖金是和我的效率挂钩的,所以我也得在游戏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而很显然的是,我眼前这位阿姨的工资应该与她的工作效率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们一家四口终于顺利入境,酒店来接我们的车已经等候很久了,上路之后才发现,这里交通虽然靠右行驶,可开在路上的汽车却既有左舵也有右舵,真是比较随性啊……一路上经过了很多看起来无比眼熟的建筑物,虽然读不懂标识是什么,可我们似乎都能猜出这些建筑是什么(至少在苏联时期是用来做什么的……)。爷爷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我发的照片后,立刻给我评论:“说对了!我们厂的大楼就是苏联提供的!”六十多年前,我的祖父母辈大学毕业后,从天南地北被分配到陕西关中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与中国处于蜜月期的苏联的专家们。于是,他们在曾经的庄稼地里一起建起了工厂、医院、学校、居民区、公园、宾馆、餐馆、广场、剧院等一切生活生产所需的设施,至少在我的童年时期,这里依然是一个几乎与周围村镇与世隔绝的微型社会:我们上学去的是“厂里”的“子弟学校”,生病去看的是“厂里”的“一四五医院”(对的,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简单粗暴的编号),有人结婚办喜宴去的是“厂里”开的宾馆,几万人的社区,却几乎家家都认识,我父母和我同学的父母当年也是同学……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我们“厂里”的孩子几乎都只会讲普通话,而不会说陕西话,因为祖父母辈来自五湖四海,彼此沟通都只能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代人,又从小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圈子里,完全没有讲陕西话的实际需要,天真的我们甚至一直都认为:只有种地和卖菜的农民才说陕西话。直到我高中离开家乡去西安读书,才发现周围同学居然会在课间聊天时讲陕西话,和父母也是用陕西话交流,这简直颠覆了我的世界观:西安不是大城市吗?怎么居然有这么多人讲陕西话?!现在想想真的好笑。

    接我们的司机一边擦汗,一边抱怨,这两天是伊尔库茨克最热的时候,天天都在30度以上,不过满大街的杨絮飞舞,又给人一种三四月北京春天的感觉,所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如此吧。

    期待明天的沿湖火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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